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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 济 信 息 参 考(6.12)
            2017-06-14 08:40:33   来源:   评论:0 点击:
            〖深度分析〗加强和创新成本监审 有力提升价格监管水平 为推动价格机制改革向纵深发展,加快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2015年,中
            〖深度分析〗
            加强和创新成本监审 有力提升价格监管水平
                为推动价格机制改革向纵深发展,加快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2015〕28号),对价格机制改革做出总体谋划和系统部署,绘制了价格机制改革的新蓝图。文件明确要求,对于极少数保留的政府定价项目,要规范定价程序,加强成本监审,推进成本公开,坚决管细管好管到位。成本监审是政府制定和调整价格的重要程序,是价格监管的重要内容。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按照政府价格管理转变职能、放管结合、提升监管水平的要求,积极进取、敢于担当,不断开拓思路、创新方式,实施上下联动、左右协同,全面加强成本监审工作,充分发挥服务监管职能,科学推进价格机制改革。
                一、明确目标任务,强化职能定位
                适应新形势下价格改革和监管需要,2016年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加强政府定价成本监审工作的意见》,对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加强成本监审工作做了整体部署。一是强化成本监审职能定位。强调成本监审是政府制定和调整价格的重要程序,是价格监管的重要内容;加强政府定价成本监审是价格工作定位转型的重要方向,对提升政府价格监管水平、推进政府定价公开透明、促进经营者加强管理、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二是明确成本监审目标任务。到2017年,重点行业成本监审办法体系基本形成,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成本监审深入开展;到2020年,成本监审的制度规则健全完善,方式方法科学合理,重点领域全面覆盖,成本公开规范有序。三是提出加强和改进成本监审措施。从健全监审制度、创新监审方式、推进成本公开和夯实工作基础等方面,细化了具体要求。
                二、健全监审制度,规范监审行为
                各级价格主管部门坚持依法行政,逐步规范价格决策程序,推进政府定价规范化、法制化,构建起我国成本监审制度体系。中央层面,国家发展改革委先后发布《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42号)和《定价成本监审一般技术规范》,明确成本监审范围和主体,统一监审原则、方法和程序,规定成本监审主要指标的一般审核标准,建立了成本监审工作制度的基本框架;根据新修订的《中央定价目录》,于2015年重新发布《国家发展改革委定价成本监审目录》;为加强重点行业成本监审,先后制定出台水利工程供水、有线数字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输配电、天然气管道运输和铁路普通旅客列车运输等行业成本监审办法,明确行业成本监审定价成本构成和指标审核标准。地方层面,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价格主管部门先后出台教育、城市供热、污水处理等多个行业成本监审办法。据统计,2013—2016年,各省级价格主管部门出台行业成本监审办法50余个,建立完善相关工作制度60多个。
                三、加强成本监审,推进价格改革
                根据中央确定的深化能源、环境、医疗、交通运输、公用事业和公益性服务等重点领域价格改革思路、路径和时间表,各级价格主管部门紧紧围绕加强成本监审、科学制定价格、降低企业成本、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按照“准确核定成本”、“科学加强监管”的要求,采取交叉审核、联合审核和直接审核等形式,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聘请具有会计、审计等专业优势的机构或人员、相关专家参与,全面推进政府定价成本监审工作,有力保证了各项改革的顺利进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先后组织开展了万家寨水库供水、西气东输管道运输、引滦枢纽工程供水、三峡输变电、西电东送、省级和区域电网输配电等项目的成本监审。其中,2015年以来开展的电网公司输配电成本监审,是首次大规模组织的、对自然垄断环节的定价成本监审,实现了电网定价成本监审全覆盖,共核减电网企业不相关、不合理费用约1200亿元,平均核减比例14.5%。按照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管住中间、放开两头”的要求,国家发展改革委在成本监审基础上,全面推进了输配电价改革试点。目前已出台改革方案的16个省级电网和深圳电网,在新增投资上万亿和电量增幅趋缓的情况下,累计降价金额292亿元,改革红利全部用于降低用电企业电费支出。各地价格主管部门也围绕重点领域价格改革,全面加强成本监审工作。据统计,2013—2016年,各级价格主管部门累计开展成本监审项目约24000个,涉及电力、天然气、城市供水、教育、有线数字电视、旅游景点、出租车等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和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等行业,共核减不应计入定价成本的费用约8000亿元。其中,2016年各地开展的监审项目达11000余个,比2012年增长3.2倍,核减不应计入定价成本的费用约3800亿元。
                四、推进成本公开,强化社会监督
                成本信息公开是价格管理政务公开的重要内容,是强化社会监督,推进政府定价公开透明,促进经营者加强管理,维护消费者权益的重要措施。中央28号文件要求,对实行成本监审的政府定价商品和服务,要逐步建立健全成本公开制度,公用事业和公益性服务的经营者应当按照政府定价机构的规定公开成本,政府定价机构在制定和调整价格前应当公开成本监审结论。成本信息公开涉及社会公众、企业和政府多个方面,需要总结经验,有序推进,逐步规范。国家发展改革委指导各地先行在城市供水行业开展了试点。目前,实行阶梯水价的600多个城市,均已实现了成本信息公开,供水企业通过门户网站或当地政府网站,主动公开企业经营情况和成本数据,以及社会公众关心的其他有关水价调整的重要问题;价格主管部门在听证会举行前向社会公开成本监审结论。湖北、陕西等省出台了《成本信息公开办法》,对经营者公开成本信息、价格主管部门公开成本监审结论等进行了规范。北京、山西、上海等省市在城市供热、管道燃气、污水处理、交通、教育等不同行业建立了成本信息公开制度。
            【国内不要盲目攀比城市化率】
                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具有明显的“发展中”特色——城市化(中国称“城镇化”)进程刚进入下半场,工业化进程还处在中后期。因此,从中央到地方,绝大部分官员都信奉这样的理念:城镇化水平的高低与经济发展水平成正比。
                决策官员认同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经验,城市化率在30%-70%期间是加速城市化的时期,而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在80%左右。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6年年末全国总人口138271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79298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7.35%。这意味着,中国要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至少还有13个百分点的城镇化空间,相当于1.8亿人要从农村转移到城镇。
                国内媒体也对提升城镇化率的竞赛推波助澜。有媒体在梳理各地统计公报后进行了排队,2016年我国有13个省份的城镇化率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57.35%),有10个省份超过60%,主要分布在沿海发达地区,其中上海、北京和天津均超过80%,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上海以87.6%的城镇化率位居榜首,北京仅次于上海,达到了86.5%,天津则为82.93%。除了这三大直辖市,其他省份均低于70%。位居第四的广东,2016年城镇化率达到69.2%,但珠三角和粤东西北的城镇化差距较大,2016年,分区域看,珠三角、东翼、西翼和山区的人口城镇化率分别为84.85%、60.02%、42.68%和47.85%。经济大省江苏的城镇化率达到了67.7%,位居第五;但江苏各区域的城镇化率也相差很大,苏南远远领先于苏北地区。
                在湖北之后,有18个省份的城镇化率低于57.35%的全国平均水平。除了海南和河北,其他省份均位于中西部地区。有8个省份的城镇化率低于50%,主要位于西南和西北地区。不过,较低的城镇化率,也意味着这些地方未来有较大的投资发展空间。尤其是中西部的一些人口大省,比如四川、河南、安徽、湖南等省份,未来几年城镇化加速,大量人口将进入到郑州、成都、合肥、长沙等中心城市。可以看到,追求过去模式的城镇化、提升城镇化率、做大城市经济规模,仍然是各地争相追求的目标。
                不过,在研究看来,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城镇化率并非越高越好。在产业支撑乏力的情况下,过度追求城镇化率是一件风险极高的事情。巴西是“过度城市化”的典型——人口高度城市化但缺乏城市就业的支撑。据统计,1970年巴西城市人口第一次超过农村,达到54%。到了90年代,巴西的城市化水平就达到了70%。在不到20年时间,巴西走完了从城市化中期到后期的所有过程,几乎只用了发达国家的一半时间。
            实际上,研究员陈功从2012年就开始警示城镇化发展过快的问题,从历史经验来看,城市化率50%是一条社会动荡的危险警戒线。陈功认为,城市化率达到50%之后,会带来众多社会问题,例如土地问题导致的社会冲突会加剧,产业形态发生改变,生活成本急涨,城市与乡村的有机关系可能被切断,城市二代人口融入社会困难等等。说到底,城市化不是简单把人搬到城市里就行,而应该是经济发展、就业、社会福利提升、个人财富增加、保障改善等同时改进的系统结果。如果其他方面跟不上,快速城市化的社会风险就会增加。这样快速提升的城市化率只是一个数字指标,而没有体现城市化的发展质量,也没有体现“人的城镇化”。
            最终分析结论:中国既需要推动城镇化,但是也要认识到,中国并没有为城市化率提升做足准备,盲目追求更高的城镇化率必然带来难以预测的风险。中国不要盲目攀比城镇化率,更要关注城镇化的质量! 
            〖形势要点〗
            【习近平强调改变经济发展模式根本改善生态环境】
                5月2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一次集体学习时讲话称,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地位,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共进。坚决摒弃损害甚至破坏生态环境的发展模式,坚决摒弃以牺牲生态环境换取一时一地经济增长的做法。习近平就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提出6项重点任务:一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把发展的基点放到创新上来,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二要加大环境污染综合治理。要以解决大气、水、土壤污染等突出问题为重点,全面加强环境污染防治,持续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加强水污染防治,开展土壤污染治理和修复,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加大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力度。三要加快推进生态保护修复。要坚持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深入实施山水林田湖一体化生态保护和修复,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加快水土流失和荒漠化石漠化综合治理。四要全面促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五要倡导推广绿色消费。六要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习近平同时强调,生态环境保护能否落到实处,关键在领导干部。要落实领导干部任期生态文明建设责任制,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认真贯彻依法依规、客观公正、科学认定、权责一致、终身追究的原则。
            【机构认为我国实体经济仍不容乐观】
                近些年来,政府从融资政策,金融监管和宣传上,都试图改变当下经济脱实向虚的现状。但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从宏观经济系统的角度分析认为,对实体经济不要太乐观。其分析的要点主要包括:(1)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偏低,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1-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2780亿元,尽管在去年较低的基数上同比增长了24%,但与其105万亿元的总资产相比,利润回报率还是偏低。这减少了社会投资实体经济的激励。(2)政府稳增长促使房地产和金融业的繁荣。在地方政府间的GDP锦标赛中,发展房地产是获得土地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建设区域金融中心则是开展招商引资的竞争手段,两者的繁荣又可以拉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与此同时,在存在政府隐形信用背书的背景下,刚性兑付使得金融业的收益风险比更高。(3)本次去杠杆也是服从于“在稳增长和不发生金融危机的前提下推进改革”的模式,但和2010年和2013年两次加强金融监管的先例不同,本次去杠杆确实在力度和时间上比过去更加严厉和持久。其中的一个可能原因在于政府今年前四个月的包括土地拍卖收入、国企利润、社保和一般性预算收入在内的财政收入增速明显高于去年,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增速也继续上升,这种背景下去杠杆对经济增速的影响不大。总体来看,李迅雷认为,“稳中求进”是过去六年来的总基调,即稳增长和推进改革、加强监管之间不可偏废。因此,在这轮去杠杆过程中,决策层势必会充分考虑去杠杆对经济增速带来的滞后影响,同时,也会考虑基数过大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经济增速自然回落的影响。此外,还要考虑为防范金融风险所采取的举措会否致使泡沫破裂而造成的危机。因此,他认为,对实体经济不要太乐观,因为经济潜在增速的下行势不可挡。
            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幅大幅回落】
                工业企业在经历了第一季度的利润大涨后,四月份相应盈利状况出现下滑。5月2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4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增长14%,增速较3月下降了9.8个百分点。而且1-4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4.4%,增速比1-3月放缓3.9个百分点。对此,国家统计局工业司何平认为,工业利润增速放缓,是前期高位增长后的合理回归。价格因素对利润增长贡献下降。他举例指出,4月利润增速高于近几年水平,2012-2016年该增速分别为5.3%、12.2%、3.3%、-2.3%和8.5%;同时累计利润亦保持较高增速,连同利润总额和新增利润等均为2012年以来同期最高值。他同时称,消费品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对利润增长的支撑作用增强,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同比上升,杠杆率则持续下降。数据显示,截至4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6.2%,同比下降0.6个百分点。1-4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按企业所有权分类,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148.6亿元,同比增长58.7%;股份制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5,677.1亿元,增长26.7%;私营企业实现利润总额7,507亿元,增长14.3%。何平称,目前,为保持工业利润平稳增长,需要密切关注以下问题:一是原材料购进价格上涨快于产品出厂价格,导致整个工业特别是中下游行业成本上升。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86.22元,同比上升0.18元。二是财务费用增长加快,企业融资成本存在上升压力。4月份,企业财务费用同比增长4.2%,增幅比3月份加快1.2个百分点。另外数据显示,产品出厂价格和原材料购进价格向正常回归。4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6.4%,涨幅比3月回落1.2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9%,涨幅比3月回落1个百分点,价格水平趋向正常。
            【国务院第四次大督查防范重点领域风险】
                5月31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开展第四次大督查的通知,督查的重点内容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度扩大总需求、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保障和改善民生、防范重点领域风险等五个方面工作。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包括2017年压减5000万吨左右钢铁产能,退出1.5亿吨以上煤炭产能,淘汰、停建、缓建5000万千瓦以上煤电产能,有效处置“僵尸企业”情况。取缔“地条钢”产能情况。在适度扩大总需求方面,包括加快发展服务消费,2014-2017年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建设,2017年完成8000亿元人民币铁路建设投资、1.8万亿元公路水运投资,再开工建设2000公里以上城市地下综合管廊,水利、轨道交通、民用和通用航空、电信基础设施等重点项目建设等。在防范重点领域风险方面,包括化解不良资产风险,严密防范流动性风险,有效防控影子银行风险,防范处置债券违约风险情况;稳妥推进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置换,降低政府债务成本,查处违法违规融资担保,严控“明股实债”等变相举债行为情况。此外督查内容还包括:促进企业盘活存量资产,推进资产证券化,支持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加大股权融资力度情况等。
            【研究显示中国收入不平等恶化趋势已逆转】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了引人注目的经济增长与减贫成就。但与之相伴的是,中国收入不平等不断加剧。有人认为这是高速增长不可避免的代价,另一些人则警告收入差距加剧将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基于2005年之后的数据,一些研究发现不平等可能不再恶化,甚至开始下降。康奈尔大学的Ravi Kanbur、王悦和北京大学的张晓波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分析,中国收入不平等加剧的情况自21世纪初以来确实发生了转折。通过研究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1995、2002和2007的家庭户数据,以及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2和2014的家庭户数据,结果发现,基尼系数随着时间的变化呈现倒U型,在2010年达到拐点0.533。其他不平等的衡量指标也显示出相似趋势。为了考察更长期的趋势,研究者使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省级城镇、农村人均消费和人口数来计算消费不平等指数来估计区域间不平等。数据显示,在2005年左右,区域间基尼系数达到最高点,之后呈下降趋势。如何解释这一转折呢?研究者认为,全国不平等趋势取决于三个因素:(1)城市和农村部门平均收入的差距;(2)城乡部门内部各自的不平等;(3)城市化比率。数据研究显示,中国已达到了“刘易斯拐点”,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枯竭,人口红利已经消失,劳动力出现短缺,普通农民工的工资开始大幅上涨,从而降低了城乡之间的工资差异。此外,政府加大了对农村和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这也会帮助缩小城乡以及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此外,政府在社保方面的政策措施也起到一些作用。如自2004年开始实施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到目前为止已覆盖了超过95%的农村人口。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于2009年推出。这些为农村居民健康风险和养老提供了缓冲。值得注意的是,收入不平等与财富不平等不同。房产在中国家庭财富中所占比例约四分之三,房价攀高可能拉大财富不平等。因此,收入不平等趋势的逆转并不一定意味着财富不平等的逆转。
            【中财办文章称强化制度基建,推进市场化改革】
                《人民日报》日前刊登中财办经济二局副局长祝丹涛的文章,谈当前中国的金融风险防范和改革问题。文章强调,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供给结构跟不上需求变化、产能过剩和不足并存等状况的深层次原因,是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存在各种扭曲的政策和制度安排,价格信号失灵,要素流动受阻,造成资源配置扭曲。比如,一些落后产能继续生产以及“僵尸企业”僵而不死、低效占用资源等,同财税体制、金融体制、投融资体制、企业破产机制等不完善有关;房地产市场“冰火两重天”,一些城市房价过快上涨,一些城市难去库存,同土地制度、住房制度、户籍制度等有关;宏观杠杆率居高不下,成为金融风险的总源头,同国企国资改革需要深入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机制、市场化债转股机制不健全等有关;制度性交易成本高,企业经营负担重,同垄断行业、社保制度、流通体制、行政管理体制等改革不到位有关。文章强调,完成“三去一降一补”任务也好,解决国民经济重大结构性失衡也好,只有通过坚定推进基础性改革和长效机制建设,才能真正解决问题。祝丹涛解释,基础性改革和长效机制建设集中在六个方面:首要是完善现代产权制度;其次是深化国企国资改革,以混合所有制改革为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三是推进金融、土地、劳动力、技术等要素市场体系改革,提高要素供给弹性、流动性;四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财税体制改革,划清政府和市场行为、中央和地方事权的边界,给各级干部以正确激励;五是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大服务业、制造业对外开放力度;六是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要指出的是,中财办官员发表文章,这是中央解释和宣示财经政策的另一种方式,这是对过去“权威人士”传达重磅政策信息的一种重要补充。整体来看,中财办官员的文章强调了推进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性,宏观杠杆率太高、国企改革、制度性交易成本高等问题,实际上对体制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国务院推出新降费措施累积为企业减负超万亿】
                6月7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推出新的降费措施,要求兑现全年为企业减负万亿元的承诺。会议指出,持续推出减税降费措施,让企业轻装上阵,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我国竞争新优势的重要举措。会议确定,在今年已出台4批政策减税降费7180亿元的基础上,从今年7月1日起,一是将建筑领域工程质量保证金预留比例上限由5%降至3%。二是清理能源领域政府非税收入电价附加,取消其中的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资金,将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和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征收标准降低25%。三是降低电信网码号资源占用费、农药实验费、公安部门相关证照费等6项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四是暂免征银行业和保险业监管费。采取上述新措施,预计每年可再减轻企业负担2830亿元,合计全年为企业减负超过1万亿元,其中降费占60%以上。下一步,各级政府要建立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政府定价的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财政补助事业单位收费目录清单制度。国务院主管部门要在7月1日前上网公布中央和地方政府性基金及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实现全国“一张网”动态化管理,从源头上防范乱收费,决不让已“瘦身”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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