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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信息参考(5.2)
    2017-05-16 16:50:07   来源:   评论:0 点击:
    〖深度分析〗【中国经济增长与城市化速度问题】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现在进入经济新常态,处于另一个发展阶段。从一个封闭
    〖深度分析〗
    【中国经济增长与城市化速度问题】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现在进入经济新常态,处于另一个发展阶段。从一个封闭的计划经济体、一个贫穷的人口大国,到深入参与全球化,成为全球经济规模第二的新兴市场大国,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也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推动者和有关键影响力的参与者。然而,正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影响力,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问题和进行的调整,也引发国内和全球的高度关注。
        中国知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不久前在高金SAIF•CAFR名家讲堂发表演讲时表示,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靠人口红利,一个靠海量投资。但是这两个方面都碰到问题了,中国的人口红利大概在2005年左右就已经消失了,劳动力总量从去年开始就在下降。靠海量投资来支撑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经用不下去了,它面临着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回报递减。2009年那一轮刺激,经济增长率上升了3个百分点,而且保持了相当长的时间。后来的刺激强度不比那个时候差,但是效果递减,到最近两年已经没有作用。另一方面,靠海量投资拉动经济的负面效应变得非常大,杠杆率持续攀升,已经超过了临界点,从去年开始,中国越来越可能面临系统性风险。
        近二十年前,研究人员曾就中国经济问题,与吴老先生在国内媒体上有过数次探讨和商榷。如今88岁的吴敬琏先生坚持思考中国经济问题,宣传改革理念,令人钦佩。不过,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分析,学者有不同看法。吴敬琏先生谈海量投资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但投资只是表面原因,海量投资从哪里来的?是平白无故产生的吗(比如靠国家扩张信用,大印钞票)?如果是平白无故的产生,那么为何中国没有产生恶生通胀?在研究员陈功看来,海量投资只是一个结果,它来自中国的城市化推动。陈功表示,如果要找到这些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主要是两个:一个是靠人口,也就是人口红利;另一个则是靠城市化!
        在《颠覆世界的城市化》一书中,陈功提出了“城市化-资本过剩-危机”的“危机三角”模型,对城市化推动经济增长以及危机有很好的解释。竞相攀比的城市化带来了席卷世界的“造城运动”,不可遏制地创造出规模惊人的资本;城市化带来的资本过剩,制造出大量的泡沫,如大潮般推动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产生;在危机修复之后,人们再度将城市化浪潮作为追求的目标,并不断地重复这一循环过程。这一过程显示了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规律,“危机三角”循环在城市化历史中也不断重复,至今仍然在发挥作用。
        近几十年来,中国参与了全球化,开启了城市化,使得人口红利和城市化进程双双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国政府一直强调用城市化推动经济增长,这在理论上并没有错,在实践中也确实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但中国在城市化问题上也有错误,错就错在城市化的速度太快。发达国家经历了六、七十年甚至近百年的城市化进程,中国用不到三十年就经过了,速度之快令人惊讶。本来一个人正常行走就可以了,却偏偏用高速奔跑的方式!很显然,奔跑和行走对心脏的负荷不一样,对能源供给要求不一样,导致的结果也很不一样。陈功过去顶着“稳健派”的标签一直讲速度问题,强调中国的一切问题就是速度问题,就是这个原因。可惜的是,很多人(包括许多决策官员)并没有真正领会速度问题的重要性。
        早在2013年,研究员陈功在“激进派VS稳健派”的文章中就分析,中国发展很多问题都可以归结为速度问题。中国是一个速度社会,对GDP增速的长期追求锻造出中国顽强的“GDP主义”,对城镇化速度的追求刺激了房地产业的疯狂发展,对高铁速度的追求诱发了中国高铁跳跃式的发展,对基建速度的追求拉动了全世界的大宗商品价格。然而,在这些高速度的背后,中国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政府债务和企业债务增长、环境恶化和生态破坏、能源消耗、区域差异与城乡差异,同样也在以高速增长。最终结果就是,中国不得不以一种近似“总清算”的方式来完成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回头看这些分析,是对中国经济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好的、前瞻性的注解。
        最终分析结论:当中国经济不能再以激情岁月式的城市化来推动时,当人口红利因为老龄化和成本上升而消退时,中国经济发展不得不回归到一种稳健发展的轨道上来。为什么要重温中国的城市化与发展速度问题?因为这是导致中国经济问题的关键因素,也是今后找到中国稳健发展的关键所在。理解了城市化与速度问题,才有可能使得今后的政策走在理性轨道上,不出大的偏差。
    【如何看2017年的改革重点?】
        4月26-27日,2017年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与当前国际局势变化、资本市场动荡相比,此次会议并不引人注目。从参会官员级别看,此次会议的级别并不高,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副主任刘鹤、连维良以及秘书长李朴民出席会议。
        此次经济体制改革会议的规格颇有象征意义,或许可以认为,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现在的经济体制改革工作,并不是一个需要在高层进行讨论的决策问题,而是一项由国家发改委负责推动的执行工作。因此,虽然名为“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实际上可以看作国家发改委系统的内部会议。在我们看来,系统性的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如果只由发改委来推动,可能会过于局限。
        吃透政策、认清形势非常重要。从官方公布的会议内容看,有以下方面值得注意:
        在推动改革的原则方面,会议提出了“四多推一突出”的原则,即多推有利于增添经济发展动力的改革,多推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改革,多推有利于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的改革,多推有利于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性的改革,突出抓好牵一发动全身的改革。要指出的是,这些推动改革的原则体现了“稳中有进”、突出发展的大原则,要为十九大创造稳定的环境。
        在今年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领域方面,一方面,要着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任务取得新突破,主要还是抓好“三去一降一补”。另一方面,抓好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包括:要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进一步加大价格改革力度,深入推进国企国资改革(主要是重点领域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加强产权保护制度建设,深化市场体系改革,深化财税金融改革,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三大战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体制机制创新,此外还包括社会体制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等。
        今年的改革还要把握好几个问题:一要把握好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稳是主基调,稳是大局,在稳的前提下要在关键领域有所进取,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奋发有为。二要吃透今年的经济形势特点。既要看到经济运行稳中向好,又要看到结构调整任重道远,经济发展还处于过关期。要用新常态的大逻辑分析研判经济形势,通过改革开放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三要坚持问题导向。四要在中央统一部署下,创造性开展工作。此外,要善于抓落实,抓好改革队伍建设。
        在我们看来,上述会议内容对今年的改革作了安排,但不一定意味着覆盖了改革的关键问题,也不等于解决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问题。
    不久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提出一个疑问:现在国内是不是在搞一个“伪供给侧改革”?吴老先生所言是指国内存在一种倾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被等同于供给侧改革,甚至被简化为“三去一降一补”。比如,去年的供给侧改革主要领域在工业,结果煤、钢、黑色冶金普遍涨价,其他行业的生产则未见改观,到目前为止,改革成效并不令广大民众满意。吴敬琏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供给侧,即从供给侧找问题、求对策。为什么要从供给侧去找问题呢?因为国内从2009年以后一直都是从需求侧找问题,比如靠三驾马车,马车的力气不够怎么办?那就增加需求。二是最终解决这个问题要靠结构性改革。要提高效率、优化结构、纠正资源误配,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研究认为,虽然有很多具体的改革工作需要推进,但认清当前改革的实质、了解当前改革的局限也非常重要。从发改委的角度来看,更多着眼的是短期要完成的任务和目标;但从改革的根本目标来看,则需要着眼于长期,着眼于市场化机制的建立,通过结构性改革来达成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最终分析结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简化为供给侧改革,更不能等同于“三去一降一补”,它是一项长期的结构性改革,必须建立在市场化的基础之上。
    〖形势要点〗
    【各省市区一季度GDP显示地区间增速差异明显】
        截至4月22日,已有23个省市区陆续公布了2017年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速和生产总值。在这23个省市区中,从GDP总量来看,广东省依旧名列第一,季度生产总值达到19438.05亿元。单看增速,重庆则以10.5%的同比增速继续领跑。与去年同期相比,23个省市区中有13个增速加快,其中,辽宁、云南、山西增速较去年同期高逾3个百分点,此外宁夏的GDP增速也提高了1.7个百分点。海南、河南、天津、湖北等8个省市区的增速则有所放缓,内蒙古、北京则与同期持平。在增速提高最快的三个省份中,云南省首季GDP增速由去年同期的6.6%上升到9.9%,提高了3.3个百分点,其统计局强调了电力生产的拉动作用。辽宁的GDP增速则由负转正,从去年同期的负1.3%转为2.4%。新华社称,这与当地政治生态修复也有紧密联系。山西省则从去年同期的3%加快了3.8个百分点,达到6.8%。山西省统计局称,工业产品价格的恢复性上涨推动了第一季度经济增长。而GDP规模最大的广东省,其一季度GDP增速达到7.8%,完成生产总值19438.05亿元,比去年同期加快0.1个百分点,也是广东省自2014年以来一季度的最高增速。广东省统计局分析,一季度广东经济增速的加快,得益于服务业支撑力提升。一季度广东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6成,达到62.5%,服务业实现增加值1.05万亿元,拉动经济增长4.9个百分点,同比增加0.5个百分点。另外广东省进出口也出现了回暖,进出口、出口规模均创2012年以来一季度当季新高。根据海关统计,一季度广东进出口总额1.45万亿元,同比增长15.4%,增幅同比加快19.0个百分点。其中出口增长13.5%;进口增长18.7%。从上述数据来看,这间接应证了一季度全国经济增速的提高,可从另一个侧面看到了地区经济增长动力的差异,比如天津、湖北等地区的增速进一步回落。
    【国内家庭部门杠杆率快速上升需引起重视】
        中国过去长时间的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双顺差,让我国储蓄率过高问题成为学界和政策界关心的重点。但我国的高储蓄并不一定指的是家庭部门的高储蓄。人民日报曾援引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的研究指出,中国储蓄主要是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而不是居民储蓄。统计显示,从1992年到2012年,中国国民储蓄率从35%升到了59%,其中,政府储蓄率和企业储蓄率翻了一番,但居民储蓄率却没有变,1992年为20%,2012年依然是20%。西南财经大学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的《2015中国家庭金融报告》指出:“从储蓄的分布来看,家庭储蓄分布极为不均。55%的家庭没有或几乎没有储蓄,而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储蓄率为60.6%,储蓄金额占当年总储蓄的74.9%。收入最高的5%的家庭储蓄率为69.02%,储蓄金额占当年总储蓄的61.6%。”在此背景下,当之前我国企业和部分地方政府杠杆率高涨时,我国政府开始加快企业去杠杆,并对居民加杠杆方面有所放松。4月21日,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楼继伟表示,中国家庭杠杆率已经升至接近50%。稍早前,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发布最新研究结果表明,近两年,居民部门加杠杆迅速,仅2016年杠杆率就上升近5个百分点,但考虑到我国居民部门净财富仅占全社会净财富的40%-50%,远低于发达经济体70%-90%的水平,这说明我国居民部门的杠杆率水平较高。对于这种情况,楼继伟直言,当前威胁最大的,是过度的杠杆化和去杠杆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系统性风险。虽然一些市场违约可以减轻刚性兑付问题,但去杠杆也不能太快。或许杠杆问题的艰难平衡才刚刚开始。
    【住建部官员表示当前房市去库存任务依然很重】
        今年第一季度房市火热程度并没有消退太多,一些二三线城市上涨的房价也让市场对房市去库存态势保持乐观预期。最近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在某论坛上抛出“房地产存货去化即将结束”的观点颇引人关注。其主要理由是,2016年以来,涨价潮从一线城市逐步扩展到二线城市,并开始扩散到一部分三线城市。并表示,这非常清晰地显示出房地产市场的去存货过程开始转入末期。-但在此问题上,住建部住房政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顾云昌有不同看法。近日,顾云昌表示,不要因为一二线城市房价上涨库存不足,就说去库存任务即将结束或者完成了,当前的去库存任务依然很重。而且从数据上来说,我们的库存量依然很大,还有6.8亿多平方米。对大部分房屋供需比偏高的城市,尤其对库存积压严重的三四线城市来说,去库存任务依然艰巨。顾云昌还专门对高善文的观点说道:“这种观点有失偏颇。2016年我国房地产总体库存减少了3.2%,其中住宅库存下降了11%。今年前3个月库存同比减少了6.4%,其中住宅库存下降了15%。从数据看,去库存任务很艰巨。”顾云昌还指出房市去库存的内在问题:“现在去库存工作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就是总体库存在下降,特别是住宅的库存比例下降得比较快,但商业地产库存压力依然很大。商业地产的库存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虽然从数据上看,1—3月份我国的住宅待售面积是39082万平方米,商业地产的待售面积是19802万平方米,远低于住宅待售面积。但顾云昌提醒道:“由于房地产销售量中住宅占比很高,而商业地产销量占比低,因此,总体看,商业地产的库存比住宅还严重,也更可怕。”
    【国内居民收入的地区比较和城乡比较】
        2017年一季度我国经济增速达6.9%,取得良好开局,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稳定增长。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一季度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184元,同比名义增长8.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0%,整体水平较2016年同期有所略微增长,收入增速比一季度GDP增速高0.1个百分点。在目前已公布数据的23个省份中,上海、北京、浙江、江苏、天津一季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过万元大关,分别为15841元、14558元、13040元、11337元、10421元。中西部地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但增速快,如重庆、贵州、云南、江西、宁夏、四川、新疆、青海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速均超过9%,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西南部地区的云南省增速高达10.4%;江西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646元,以9.2%的增长率位列中部首位。对比我国城乡收入水平,一季度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986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3%;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880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2%,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距较大。这种情况在东南部省份中也较为突出。以浙江省为例,其一季度城镇、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15603元和8389元,两者相差7214元;福建省一季度城镇、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11487元和4291元,两者相差7196元。一季度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增速上维持“西高东低”的增长格局,城乡收入水平差距较大,但农村地区维持较高增速,呈追赶趋势。
    【武汉鼓励市民下乡创业是否带来农村土改突破?】
        今年一号文件提出,允许通过村庄整治、宅基地整理等节约的建设用地,通过入股、联营等方式,重点支持乡村休闲旅游养老等产业和农村三产融合的发展。对此,武汉在4月份出台《关于开展“市民下乡、村民进城”活动加快新农村建设的支持措施(暂行)》,内容包括20条扶持措施,鼓励充分利用农村空闲农房,因此也被称为市民下乡“黄金20条”。据武汉市农委相关负责人介绍,“黄金20条”核心政策主要是三大类:1、对于大范围迁村腾地、集并农户的项目,可享受土地增减挂钩政策,同时给每户2万元的基础设施建设补贴;2、租用空闲农房数量达到全村房屋30%以上,如果村子未进行新农村建设的,可以安排新农村建设项目,优先配套基建,按每户补贴8万元的标准进行建设,如果村子开展过新农村建设,可安排提档升级项目;3、以租赁、合作方式利用农村空闲农房发展农家乐,可享受村民待遇,达到标准的,按照2万元到5万元进行奖补。根据政策安排,对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同意,农民自愿出租的农村空闲农房,三个工作日内就能完成农村宅基地使用情况的合规性审查。在出租年限方面,总租期最高不能超过20年,后期可续签,政府将对租房行为进行引导,提供规范合同文本和免费服务信息,充分保证双方权益。武汉农委同时明确,此次出台的扶持措施主要是促进利用农村空闲农房,不涉及农房重建。不过一位在基层农业经管部门工作多年的人士提醒,此次政策在操作层面对地方政府将是一个考验,一是明晰产权,二是处理完善好合同问题,因为目前农村有不少纠纷案例,比如出现过农民把土地租出去后又反悔,企业投入在短期内难以变现等等,此外还要防止城里人长期租借和投入后不愿意退出的问题。研究员认为,此次武汉的“黄金20条”并没有突破现有的法律和政策红线,也符合今年一号文件的思路,有助于促进城市资本下乡带动农村闲置资源集约化利用,此举也会通过改变农村农业的面貌来引导农民更好地适应市场化的资源资本配置,从而为土改的突破提供更好的环境。
    【中国对迅速进入超级老龄化未做好准备】
        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介绍,我国正处于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期。而按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超过14%是“老龄社会”,21%以上则定义为“超老龄社会”,国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2.3亿,占总人口的16.7%,预计到2020年,我国人口老龄化水平将达到17.8%,2021到2035年将是我国老年人口第二次增长的高峰期,届时老龄化的水平将逼近“超老龄社会”。目前我国医养结合机构共5570家,医养结合机构床位总数为115.21万张,而这一供给力严重跟不上快速发展的“老龄化”社会的需求。加之,中国还正在向“超级城市化”迈进,截止2016年,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城镇化率)为57.35%,从城市化所处阶段来看,中国的城市化只发展到中期,才经历了粗放的规模扩张的上半场,正在进入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的城市化下半场。因此,目前我国在政策衔接、城乡结合、部门协调、服务能力、人员培训等方面仍跟不上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应对老龄化还未做好准备,养老、社保、医疗、人力资源、服务体系等诸多方面都存在系统性的缺失。加速发展的“老龄化”将会给中国的城市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带来极大的挑战,目前亟待探索多种形式的医养结合,强化人才队伍建设。
    【统计局回应市场对中国经济“走老路”的判断】
        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券商等不少市场机构在其发布的研报中频繁指出,当前中国经济增速的回暖是政府主导的“基建+房地产”投资刺激的结果,同时伴随着只做不说的大规模货币扩张,并认为这种“走老路”式的刺激不可持续。比如2016年新财富宏观研究第一名,海通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姜超近日就指出,虽然当前中国的宏观经济有所复苏,但还是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主要是来自基建和房地产的拉动,而房地产主要靠贷款,中国使用的货币也发生了指数型的增长,结果产生了资产价格泡沫。对此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回应表示,中国经济并没有走老路,因为从统计数据看,在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最终消费支出增长较快,对拉动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最高,投资尤其是基建投资的快速增长主要目的是“补短板”。不过他也坦言,中国经济结构性矛盾是并未解决,比如钢铁、煤炭以及煤电等行业依然存在供大于求的矛盾,一二线楼市一旦放松调控房价还会反弹,宏观杠杆率不降反升等。研究员认为,虽然滚动式的增量增长能够覆盖前期高投入导致的债务问题,但中国投资回报率持续下滑已经被许多经济研究所证实,虽然今年由于特殊年份需要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宏观稳定形势,问题在于目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存在进一步放大软预算约束的情况,包括一些明股实债的PPP项目或者房地产化的特色小镇,行政主导模式夹裹着资本投机冲动,削弱了供给侧改革带来的结构优化成果。以房地产为例,姜超团队研究发现目前三四线楼市销量好转的背后实际是政府掏钱在三四线买房子,因为目前央行每年直接1万亿PSL给到了国开行,国开行在各地贷款加大棚户区改造的力度,而且主要是货币化安置,直接给大家发现金,相当于央行直接给大家发钱在三四线买房,这与前一轮一二线楼市上涨配合产业同步发展的格局有所不同,其持续性有待检验。
    【经济形势好转与空气污染的正相关值得关注】
        2017年中国经济开局良好。从工业增长来看,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6.8%。近日,宁吉喆又透露,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达到了20%以上。从去年起,中国大宗商品价格结束低迷,出现回升,钢消耗量也恢复了增长,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价格稳步回升。但是,经济企稳回暖的同时,空气质量却有所下降。今年1季度,中国空气质量较2016年同期明显恶化,尤其是在环绕北京的工业省份河北省,环保部数据显示,一季度京津冀区域平均优良天数同比下降7.5%,PM2.5浓度同比上升26.7%,PM10浓度同比上升17.6%。绿色和平活动人士就指出,北京空气污染水平的突然大幅升高,已使得达到今年的空气质量目标在数学上几乎不可能。在主要工业产品价格出现恢复性上涨的山西省,空气污染反弹最明显。山西省煤炭价格同比上涨43.4%,焦炭上涨67.1%,冶金上涨30.6%,同时PM2.5水平同比上升了32%。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提速,加快了原材料的消耗,但也加剧了源自工业的污染。当经济放缓时,依靠微薄利润率生存、燃烧肮脏的煤炭的小工厂可能会关门,但当经济改善时,这些工厂又恢复了生产。换言之,这些小工厂的死灰复燃,可能使今年空气污染水平的波动更加剧烈。虽然不能说空气污染直接源于经济增长,但二者的正相关关系值得关注,这可能是产业结构不变之下所呈现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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